修志问道找矿人

1积虑至切，用心至深 

2025年12月28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在医院病榻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屏幕，里面是正在进行的《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项目结题验收暨《中国矿产地质志·规律总志卷》成果评审会。 

早在国庆节，他的学生、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王登红就携数部志书来到医院，向老师详细汇报《规律总志卷》的研编进展和其他志书的出版情况。注视着厚重的书稿，这位91岁高龄的老院士不禁热泪盈眶。 

“内心满是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感恩。”他叮嘱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在大会上代为表达。 

陈毓川是《中国矿产地质志》的发起者和总主编之一。2011年，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和反复论证，他在矿业界提出“深研”“立典”的倡议，并牵头向当时的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提出矿产志研编的立项建议。 

为何要推动这项规模浩大的科学工程、文化工程？ 

彼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的发展亟须矿产资源的支持。然而，从整个矿业发展来看，矿产资源家底不清、成矿规律认识不足、人才青黄不接等问题客观存在。进行国家尺度的全面摸底、总结，甚为迫切，也是“国之大者”。而上一次编写出版《中国矿产志》，尚在百年前的1906年——由顾琅和鲁迅先生主笔，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国民必读、国民必携”之书册。 

盛世修志，垂鉴未来。为了“存史、育人、资政”，陈毓川为志书研编勾勒了“四大目标”：国家目标，摸清矿产资源家底；科学目标，深入研究总结成矿系列等理论技术；社会目标，为公益性、商业性矿产勘查开发提供重要基础信息和科技支撑；人才目标，以项目为平台磨炼一批技术骨干，形成覆盖全国的找矿和科研队伍。 

“这是矿业界大事！”陈先生在无数场合奔走呼吁，获得大批院士专家的热情支持。 

很快，研编矿产志的倡议得到了原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2012年7月，项目正式立项，2016年，被列入《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 

而今，承载着14载辛勤耕耘的矿产志研编工作，终于来到结题验收的节点。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全、系统性最强的矿产地质集成工程，奉献出了涵盖230余部志书、150余套矿产地质图和成矿规律图，一整套数据库、38部普及本的宏大成果体系，按照国域面积、矿种、矿产地三个全覆盖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了我国已发现的7万余处矿产地，全面反映了我国矿产勘查百年成就、历史贡献和矿产资源全貌。 

“这是我国目前最完整、最具权威性的矿产资源志书，具有里程碑意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会上，包括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等26位院士和潘桂棠等24位顶级专家在内的评审专家组经过审慎审议，给出了凝聚高度共识的权威评价。 

2不啻微芒，造炬成阳 

“来，留一张世纪大合照！” 

会议间隙，200余位参会者登上主席台，在大合影中留下了灿烂的笑容。 

已经记不清在矿产志研编过程中有过多少次这样的难忘的时刻，从最初的十余人，到数十人，再到百余人，照片上的身影越来越多。 

这是地质行业的一项科研壮举！ 

在这14年中，全国630余家单位的4500余名地质科技人员为之投入了大量心血，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地区的地质调查、科研机构与行业队伍。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科研大协同、大攻关，组织力度与参与广度，在新中国地矿工作史上堪称空前。 

然而，立项之初，困难重重。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研编技术要求、确定专家队伍、推动省级试点、调动全国力量……任务繁多不说，最大的问题是缺钱、缺人。 

艰难时刻，一批老专家站了出来，不求回报地担起了志书分册主编等重任。他们固然是应陈毓川院士的全力邀请、受其感召而来，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奉献了一辈子的地质工作有着太深的感情，已经习惯了对国家需求挺膺担当。 

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与传统的资料汇编不同，要在客观记录百年矿产勘查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总结成矿规律，形成独一无二的“专业志”。这种“以事实为基础、以叙述为核心、叙议结合、研编同时”的编撰方式，无先例、无经验，不仅需要研编者有着极高的专业能力，而且耗费的时间精力异常巨大。 

杨明桂，生于1933年，江西省地矿局原总工程师，是江西省首屈一指的地质专家，也是第三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1995年就退休了。他率领团队研编的《中国矿产地质志·江西卷》和《华南洋—滨太平洋构造演化与成矿》分别是第一本省级矿产地质志书和第一本专题志书，在全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令人敬佩的是，志书署名时他执意把年轻学者放在前面，低调谦逊，提携后学。 

沈保丰，1935年出生，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原所长，是我国前寒武纪领域的著名地质专家，早已退休多年。矿产志立项后，作为陈毓川苏联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在家含饴弄孙的他也被“拉了壮丁”，以连续5年“每天上班，连休息日也在工作”的忙碌状态，奉献出了《中国前寒武纪成矿体系》专题志书。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评审该志书的8位专家平均年龄84岁，其中有6位院士。不仅编者“用心之深”，倾尽毕生，而且审者也“积虑至切”，为国分忧。 

常印佛院士在审《中国矿产地质志·安徽卷》的时候，在病床上留下了40多页的手写稿，详细记述了安徽铜矿的发现历史；宋学信研究员，用7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矿产地质志·铅锌矿卷》的研编，顺利验收后两个月因病离世；徐珏研究员，在去世前两天、病入膏肓、脸色发黑、几乎失明的情况下，还特意把年轻人叫到病床前悉心指导…… 

拼尽全力参与研编的老专家，共有400多名，包括20多位院士。他们为了这项系统工程，几乎牺牲掉了所有的休息时间。有的天天早上五点半坐公交车到单位，入夜再披星戴月归家；有的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工作进度。 

时光一页一页地翻过。令人痛心的是，在他们中间，有些面容已经不再鲜活，身影已无法再现；但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播种都已开花——他们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矿产志已硕果累累，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科学精神，已化为后辈接续奋斗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源泉，成为地质行业代代传承的基因血脉。 

3众志成“志”，携手前行  

“志贯全国，文史兼通。2012年11月26日。”在会场大屏幕上播放的历史影像中，裴荣富院士在浙江宁波天一阁豪情满怀，挥笔落墨。 

这是《中国矿产地质志》专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的珍贵资料。画面中，陈毓川先生精神矍铄、步伐沉稳，与裴荣富、翟裕生、常印佛、汤中立、黄崇轲等院士专家，阅览古今志书，畅谈编写矿产志的技术要求。 

那时，矿产志另一位总主编王登红也在其列，年轻俊雅、稚气未脱。而今，得益于老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战，他已成长为地矿科技界的重要领军人才，目光坚毅、鬓染白霜。 

这些年，王登红最专注的事情就是组织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尽管有老师陈毓川院士的指导，但在老师生病后，他几乎独立扛起了这个重担，不仅运筹帷幄，指挥整个系统工程，与专家团队共同严格把关验收评审与修改复核，更身体力行，亲自主编了《中国矿产地质志·矿产地名录卷》《典型矿床总述卷》《钨矿卷》《镍矿卷》《锑矿卷》《南岭卷》《金矿卷》《矿产总志卷》《规律总志卷》等志书，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刻在了项目推进的全过程，也将老师、前辈们带给他的精神力量传递了下去。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无数个像王登红那样的学者精查细研、奋笔疾书；在高山茂林、矿区巷道，一组组队伍叩问大地、勇毅前行。正是有了这些人，才有了今天岩层般丰富、大山般厚重、多达约1.65亿字（已经正式出版发行118部）的志书系列成果，有了边研编边应用带给找矿工作的一个个惊喜：联合地方地勘单位与化工企业，指导在勘查盲区实现深部找矿重大突破，探获亚洲最大单体磷矿——羊场磷矿；深耕四川甲基卡锂矿资源基地，新增资源储量达到超大型规模；在四川加达锂矿，实现了从空白区找矿到提交超大型锂矿的重大突破…… 

聚地矿之光，融同心之火，矿产志研编早已不是孤勇者的挑战，而是整个地质矿产行业共同的使命。 

许多人感觉，矿产志研编项目是有一股精气神在里面的——无关年龄的热血、不计得失的勤勉、甘坐冷板凳的踏实、敢啃硬骨头的倔强。也正是这种气韵，激励、引领着数千参与者齐心协力、众志成“志”，滋养着一大批优秀地质科技人才在实战中锤炼成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地质找矿行业的中坚力量。 

高水平的人才、一支支能征善战的找矿团队，是志书研编工作带给地质事业的又一份重要财富。 

如今，在“十四五”和“十五五”交接的关键节点，“书记天下矿产，图示古今资源，库存海量信息，普及地学文明”的《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项目已顺利结题，但这些“修志者”的工作远未结束：这些伴随志书研编凝聚、成长起来的人才队伍，还将继续完成后续的出版任务；强化研编成果的转化应用；深化成矿理论研究，破解“卡脖子”地质科技难题；通过成矿远景区划工作等后续任务，建立常态化研编机制，探索数据更新与服务的长效模式……持续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力。 

修志问道，灯火葳蕤；风雨兼程，没有终章。